近年来研究新兴国家的著述比较热门，较有代表性的，如霍华德·威亚尔达的《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2005)、安德鲁·F.库珀的《治理中的新兴国家》(2009)、刘鸣等编著的《国际秩序中的中国与新兴国家：领导作用、制度建构与身份认同》(2013)、查晓刚的《国际体系演进与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2016)等。这些著作从政治、外交政策、治理变革、国际关系等多个角度，对新兴国家作了学术探索。
一方面，新兴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增长表现、贸易竞争、科技实力等方面都在大幅提升，逐步摆脱了以西方传统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旧秩序，话语权也在扩大;另一方面，新兴国家在新旧国际秩序变迁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内外交织的问题，包括经济独立性、国际治理的挑战等，在与发达国家竞争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对此，如何真正实现从依附到去依附的过程，找到适合自身国情、历史文化和民意要求的独立发展道路，仍充满了曲折。
温铁军的研究团队以国际宏观与历史相交织的视野，对新兴国家进行了深入调研和探索，在其2021年主编出版的《全球化与国家竞争》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讨论路径。其首要观点，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竞争的参与者不是个体，而是国家。由此进一步提出，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核心国家向半核心半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递次转嫁成本的制度体系，以此形成了“核心—半边缘—边缘”这一依附结构。
因此，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竞争中，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从依附到去依附的过程。从历史视角看，新兴国家自民族解放到独立自主发展，最终成长为具备经济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的案例比较少见。温铁军团队为此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新兴七国(即书中所概括的“E7”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4个长期研究对象，以及印尼、土耳其、委内瑞拉3个短期研究对象，分析了核心国家美国针对新兴国家战略调整及其造成的影响。
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全球化与国家竞争》这本书延续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表述框架，强调权力关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这一论点基本上符合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一直奉行的理论范式和国际关系哲学，以此为出发点，美国等核心国家所推行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始终强调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以维护自身的霸权为依托，因而将新兴国家的崛起视为“改变现状”和挑战其全球霸权。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所推行的“亚太再平衡”、贸易战以及“新冷战”思维等，无一不在抵制和制约新兴国家的发展。对新兴国家而言，摆脱对核心国家的依附的过程将是十分痛苦的，俄罗斯、巴西、委内瑞拉等均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过去一段时间，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思潮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拥有了一定话语权，强调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建设和国际治理协调，但自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国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来自核心国家的竞争和博弈。
本书提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或者说事实——“成本转嫁论”。这个论点可以解释前全球化和全球化等一系列历史进程。客观而言，后发的新兴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目标时不可避免要经历从模仿学习到追赶的过程，而自主创新始终伴随其中，即众所周知的“后来者优势”(或称“后发优势”)——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有相对系统的论述。
书中强调了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教授提出的“世界体系论”，即核心国家所谓的“比较制度优势”的实质内涵，就是它们顺畅地实现了在全球体系中向半边缘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成本转嫁。该理论将国家竞争的内涵，延伸到全球化成本转嫁模型图——“国家竞争的微笑曲线”，也可以说是国际分工引发的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差异，使后发国家获得相对收益，吸收核心国家的技术和先进管理方法，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核心国家则扩大了商品和服务市场，撷取了更大的金融资本利益。
从“成本转嫁论”的研究路径出发，可以进一步发现，全球化时期核心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国际资本、技术优势等实现更大利益的本质。与此同时，核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也在向新兴国家转嫁，新兴国家承受的代价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等，这是本书所强调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矛盾。新兴国家承受金融危机和核心国家转嫁的矛盾，以致在国际竞争中享受的收益和承担的风险高度不对称。
本书将全球资本主义作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第一阶段是16世纪末期至“一战”，第二阶段是“一战”和“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反殖民主义和产业跨国转移)，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全球化阶段，核心先发国加速金融化)。从这个历史时序看，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一直处于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折射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维护自身霸权和利益所做的战略布局。而新兴国家在这个体系中常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在世界格局重构的当下面临巨大挑战。
新兴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地缘战略重构和国际制度转变。核心国家采取了“去国家化”的战略，从帝国主义时期的侵犯他国主权和推行殖民政策，演变为通过跨国企业、国际金融资本等将新兴国家纳入到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体系。
在“E7”国家的案例中，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原本具备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条件，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成果，但由于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扰动和各类制约政策，破坏了其发展进程。从这个层面看，许多新兴国家所遭遇的挫折并非源于自身，而是在核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难以获得更有利的话语权，在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被迫承受核心国家的成本转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美国等核心国家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药方”，在政策调整中输出金融危机，加速新兴国家资本外流，并利用美元等国际货币转嫁了危机成本，很快实现经济复苏;反观新兴国家的复苏则并不顺畅，还衍生出新的发展失衡问题。
以巴西、墨西哥、智利、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曾一度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但在经济根基尚不牢固的背景下贸然采取经济金融自由化路线，纷纷效仿发达国家实施不契合本国国情的金融改革与金融开放政策，不仅造成汇率激烈波动、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而且逐渐演变为比较严重的区域性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断送”了部分拉美国家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景。
虽然经过艰难的独立解放斗争后一些拉美国家实现了独立，但由于它们依附于核心国家，在经济金融方面未能及时采取独立发展的模式，工业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因而在发达国家所推动的“贝克计划”等各种模式的过度金融化路径诱导下，过快放松金融监管，放弃汇率管制，依赖于外债和国际资本的经济模式，不仅损害了经济发展的独立性，还陷入积重难返的债务问题。
本书认为，全球格局正面临解体和重组的冲击，“E7”国家在这个进程中将被动或主动地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和战略方向。以中国为例，中美两国正面临解除耦合的过程，首先是国际贸易中中美两大经济体经常账户的结构性失衡，在美国加速金融化和各类金融资产急速膨胀发展的同时，中国加大了实体经济和基建投资形成高增长态势。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结合的手段，对边缘国家实施“去国家化”政策;而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流动性过剩矛盾到部分领域资产泡沫化、债务膨胀，再到深化金融改革，逐步推动金融回归到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举措，中国逐步将经济发展主题推向高质量发展，并强调扩大内需战略，以此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书指出，中国近年来推动的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金融供给侧改革、国内经济循环等对策有利于应对全球化挑战。
反观其他新兴国家，在目前乃至今后的国际秩序变迁和战略重构过程中将不约而同面临更大的挑战，“E7”国家由于历史发展条件、经济金融制度以及发展战略的巨大差异，在应对核心国家“成本转嫁”时可能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新兴国家的出路无疑在于真正对核心国家“去依附”，这也将意味着新兴国家既要依靠制度创新、深化区域合作，走出美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霸权体系，构建可持续发展、平等互惠的全球金融贸易新格局;同时要加强多边关系及区域合作的共生协调，力争形成新兴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构建权与维护自身利益的话语权，共同努力建设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包容、平等、互利发展的国际制度。
中国在这方面已经提出了一系列有建设意义的“中国方案”，包括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导设立金砖银行(ND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为新兴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资源，以期有效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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